泉州南音在海外（特别是南洋地区）有着广泛的传承和流播，是中华民族传统音乐中流传最广的一个乐种。毫无疑问，早期的泉州南音是伴随着移居海外的泉州人的足迹而踏上海外诸岛的。由于文献资料阙如，现在要考证出泉州南音是什么时候传播到海外的已经很难了，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知道在1820年（清朝嘉庆二十五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了长和郎君社，大约与此同时，还有菲律宾金兰郎君社成立，这是目前已知的海外华人社会中历史最悠久南音社团。
    笔者最近看到一则海外资料，明确记载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奏乐”活动，是17世纪初英国商人埃德蒙·斯考特在其著作《大爪哇记》中记述印度尼西亚爪哇万丹埠华人社会的情况，笔者推断这些“奏乐”活动就是泉州南音在海外华人社区的演奏活动，这一结论如果成立，将使现在所知的海外泉州南音活动的时间往前推进将近200年，由19世纪20年代左右提前到17世纪初期。埃德蒙·斯考特关于“奏乐”的记载是——“一般来说，在他们估计他们的商船和货物从中国起航时，以及商船抵达万丹和离开万丹前往中国时，都要举行奏乐活动，有时，奏乐从中午开始直到次日早晨才结束，最常见的是在开放的街道上进行，为此而搭建起舞台……”
    上述这段记载，乍一看马上就让人联想到像是泉州南音在演奏，在古城泉州，类似这种从中午开始直到次日早晨才结束的奏乐活动，一般为泉州南音表演，这种风俗已经流传了至少有几百年了，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以相同的方式传承着，只不过奏乐的目的一般是为了神诞酬神或是婚丧喜庆时的民俗活动，而较少为商业活动服务。
让人惊奇的是，上引这段记述，并不是发生在侨乡泉州的城乡，而是记述在重洋之外的爪哇岛的城市——万丹，记述这段史实的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万丹当地的人，而是英国商人埃德蒙·斯考特。
    考虑到没有哪一种中国音乐能够像泉州南音一样，在南洋群岛得到非常悠久、广泛的传承和流播，特别是表演时间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与泉州习俗如出一辙，笔者以为，英国商人埃德蒙·斯考特记述的万丹华人的这些“奏乐”活动，应该就是海外的泉州南音演奏。
    印度尼西亚万丹（Bantam），位于西爪哇，历史学家估计公元9世纪时该地已经有华侨居住，万丹基朗曾经挖掘出中国宋元时期的陶器。明代中叶，万丹就有成批的泉州人居留，形成华人聚居的村社。明代隆庆（1567～1592年）初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的建议，部分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只禁到日本的贸易，闽粤商人有不少到万丹进行贸易活动，每年有4～8艘船只贩运丝绸、瓷器、钱币等物品到万丹，许多劳动者也移民到此谋生，他们种植胡椒、水稻，经营酿酒业，改进胡椒种植技术，使万丹胡椒产量大增，成为当时的国际胡椒贸易中心。曾经是印尼巴城首任甲必丹的苏鸣岗明万历八年（1580年）生于泉州府同安县，1599年苏鸣岗“率十数健儿，乘轻舟……至爪哇岛之丹埠（万丹）”，在此从事出口贸易，数年之后成为印尼最有名的华商和万丹华人社区领袖。万丹华人还在当地建立新村，建造寺庙。17世纪初期，万丹有华侨三四千人，以闽南人居多。
埃德蒙·斯考特（Edmund Scott）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他于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乘船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在万丹居住生活了2年半的时间，其间他撰写了游记《大爪哇记》，1606年，游记在伦敦刊行。1943年，埃德蒙·斯考特的《大爪哇记》被收入由威廉·福斯特主编的《1606～1616年米德尔顿爵士摩鹿加群岛游记》而再次出版。《大爪哇记》以较大篇幅详细记载了17世纪初华人在万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万丹中国城的建设和布局、华人的职业构成、华人宗教信仰、祭祀活动、衣着装束、婚姻和家庭状况、民风习俗等等。
    《大爪哇记》称万丹华人“从事种植、剪修和采集胡椒的活动”，他们“非常善于经商，使用各种可能想出来的技巧”，“他们抽走了这里的一切财富”，“一旦他们剪掉了头发，可能永远不会再返回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孩子从不剪去头发”。埃德蒙·斯考特还说：“万丹的末端有唐人街，以狭小河川为境。这条河通过唐人街底，就可到达王宫。”可见，在17世纪初，万丹埠就已经出现唐人街，而且所处地位重要，既处于交通便利的河边，又可直达王宫。
    埃德蒙·斯考特的《大爪哇记》还记载了早期海外华人的一些丧葬习俗：“当他们当中的任何有钱人死在万丹时，其尸体就被火化成灰，将骨灰装进一个罐子里，密封起来，带回中国。”在古城泉州，在宋元时期就已经盛行火葬，“贫窭之家，委之火化，积习岁久，视以为常”，看来这一习俗也伴随着泉州人的足迹在侨居地传承着，而用罐子（泉州人俗称“皇金”）将骨灰装起来运回中国，而体现了海外华人热爱乡土、叶落归根的情怀。